我市集中打击窃电违法犯罪行为

第三，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规制应当采用自律优先的合作治理（朱迪.弗里曼，2012）的方式。

当前可以考虑重点关注以下事项。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后，行政检察监督的意义和内涵更加丰富。

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授权北京等 13个省区市开展两年的提起公益诉讼试点。但从组织与职能配套的角度看，这些做法有待商榷。作为外部司法监督机制的行政诉讼承担着非常重大的责任。第三，深入研究行政检察监督理论为实践提供思想资源。第一，扭转行政检察监督机构在检察机关内部边缘化的趋势。

秉要执本，有三点值得强调：第一是对检察工作的意义。文章来源：《人民检察》2016年第16期。该种监督模式实效性较强，监督更为及时有效，但是受制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较短、任务繁重的特点，在实施中有一定困难。

我国《宪法》第81条前段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而进行国事活动与接受外国使节同属国家主席独立行使的职权，根据法律意义脉络的连贯性，两者均属于国家主席的对外职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两条款之间具有双重关系。浦兴祖：《我国实行的是单一元首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1期。Carol Lee Hamrin, Elite Poli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in David M. Lampton, ed.,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p.84. [19] Lu Ning, The Dynamic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 Boulder , Colo:Westview Press,1997.pp108-109. [20] 参见宫力、门洪华、孙东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变迁研究（1949～2009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首先，国家主席可将每年度开展国事活动的计划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并在国事活动结束后向全国人大下设的外交事务委员会进行书面报告，由后者对国家主席的外交活动进行初步审查，定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审查情况。

1982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我国《宪法》第27条第（5）项的规定，[42] 改变1975年我国宪法和1978年我国宪法规定的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国务院总理的规定，[43] 从而实现党政分开，使国家政治生活回归正常状态。国家主席不但在国内承担一般性的外交礼仪活动，而且，出访他国并积极参加首脑会议。

最后，在政治实践中，国家主席在进行国事活动和接受外国使节时具有自主性，但这非意味着国家主席可以参与实质性的外交决策。《汉语常用大词典》认为国事就是国家为主体重大政治事件。在此之后，历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均由国家主席参加。在民主国家，因宪法文本未明确说明、原初意图不确定、历史亦含混模糊而存在权力界限不明确的半阴影区时，应当诉诸民主原则和民主价值，[67]通过法定的宪法机关进行宪法解释。

[22]国家主席能够凭借党内的政治权威和权力，整合外交资源，有效协调党内决策和政府执行两套外交权力体系，有利于形成决策权高度集中，执行权相对分散的外交权力体系。[20]1993年开始，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成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主管外事工作的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以及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部、商务部、港澳办等政府机构的负责人。[65]《以色列基本法：国家总统》第11条规定总统的使节权、缔约权等外交职权，其第12条是对总统的职权行使的限制，要求总统签署的除政府组成、解散国会之外的其他官方文件，都要有总理或相关部长联署才能生效。2. 元首外交的结构形态 元首外交的结构、特点客观上决定国事活动条款的规范内涵和解释方法。

第二种模式是国家主席的国事活动纳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由国务院总理统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11]它推动着中国实施更加积极、务实的外交政策，并落实到具体的外交实践中。

[66]由此可知，国事活动条款授予国家主席在元首外交中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参与过程的自主性，且不得与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外交决策相违背。四、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监督 分权原则是现代宪政的重要理念，宪法将国家外交权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分配，使它们既有相互之间的配合和依赖关系，更有彼此之间的制约与平衡，以防止滥用国家外交权力。

进入专题： 国事活动 。诚如前文所述，国家主席在进行国事活动时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国事活动条款的内容与边界，需要国家主席的外交实践和全国人大常委的宪法解释加以确定。从国家元首的地位来看，元首外交更加重视外交活动的礼仪性和最高级别性，根据国际习惯，国家元首在国际交往中享有最高礼遇，国家元首出访他国将享受国宾接待。二是对宪法第81条进行国事活动条款的解释，即该条款自主性和象征性两项教义学特征，同时将授予外国政要、国际友人等人士‘友谊勋章的活动纳入到国事活动的规范内涵之中。联合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性及国际性组织成为国家主席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平台。[8] 钱宁峰：《国事活动与元首制度》，《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6期。

全国人大解释宪法时应当严格宪法文本，综合运用语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坚持民主集中原则和权力分工原则，把握国事活动条款具有的自主性、象征性和程序授权性特征，秉持严格解释的立场。例如1993年3月江泽民当选国家主席，同年11月20日便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西雅图会议。

[63] 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的规定：行政机关》，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参见朱应平：《现行国家主席制度刍议》，《法学》2000年第11期。

如《史记八四屈原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国家主席开展元首外交的实践形态具有多样性和可变性，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事活动条款的解释可通过抽象性解释和个案解释的方式进行，即前者表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宪法解释阐明国事活动条款的规范内涵，某种程度上具有宪法续造的功能。

[34] 同前注4，翟志勇文。（二）三位一体的客观影响 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中国共党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成为执政党的领导人。因此，国家主席进行外交活动既受到宪法的制约，必须遵守宪法规定的职权和程序，亦受到现实权力运作形态的制约。[42] 根据1954年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职权包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选。

[3] 参见许崇德：《许崇德全集•国家元首》（第五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2页、第1497页。[17]在宪法体制下形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国家主席等组成的外交决策体系，将执政党形成的外交决策转换成国家意志，并付诸施行。

1954年我国和1982年我国宪法均将国家主席置于民主集中制之下，明确国家主席从属于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进行国事活动与接受外国使节均属于国家主席所独立行使的职权，承继国家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规范内涵，并作出进一步延伸，是国家主席行使元首职权的重要内容。

宪法解释的目标应当是在考量制宪者或者修宪者的规定意向及具体的规范想法，以探求宪法规范在法秩序中的客观规范效力。[35]该建议为1954年宪法文本最终采纳。

以出访为例，1954年宪法制定以来，国家主席出国访问的次数、访问的国家和地区呈现快发展。以参加首脑会议为例，各国元首或者首脑举行首脑峰会的目的是协调各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加强彼此之间协作，因此会涉及到实质性问题的谈判。是一桩对于治国安邦无关紧要的事。《辞源》将国事定义为国家的政事，即国家的重大政治问题。

[28] 《汉语常用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88页。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遵循不同的问责逻辑，彼此之间的协调亦成问题，并可能与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与职权之间产生冲突，并且三位一体只是不同职位担任者集中于一人，而非不同机构的一体化。

笔者认为，第一种模式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可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必要的完善。《古代汉语词典》对国事的解释与之相同，国事即国家的政事。

然而一旦法律付诸实施，其实效性将可能逾越修宪者的预期目标，形成客观规范效力。注释: [1] 参见杨凤春：《论我国国家元首制度的演变及其未来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